本文章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一位武汉医生的疫情三年曾谈新冠色变，科室最早出现群体感染，三年后再遇重症高峰，感觉已没那么令人恐惧和医师个人防控疫情现实表现的话题，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
文/周诗龄
编辑/吕
武汉医生赵红阳没想到，三年后，新冠病再次考验这座城市，大量患者和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包括他和同为医护人员的儿子、儿媳。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2022年12月，疫情最严重时，该医院仅收治了16万多例COVID-19病例，重症病例就超过5000例。床位突然饱和，一些病人没能熬过冬天。当时，赵红阳晚上发烧达到41，白天照常上班。
三年前那个漫长多云的冬天，“封城”持续了76天。像他这样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最终赢得了抗击疫情的战役。
当时，赵红阳所在科室的集体感染，成为判定新冠病人传人的依据。该科室是疫情期间武汉市救治急重症颅脑患者的定点科室。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病区防控区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战疫，他仍然为这些成就和背后不为人知的英雄医务人员感到自豪。他还记录了当时医者的仁心、责任、生死悲欢。
或许是因为武汉经历过两种病的影响，赵红阳觉得，这次疫情虽然严重，但没有当时那么可怕。“紧张局势远没有2020年那么严重。”
再过几个月，赵红阳就将迈入从医第40个年头。三年内两次感染，又因为疫情等原因，症手术推迟了两年多。“也许是因为我良好的精神和意志，我才熬过了这次疫情。”
他是这样说的
赵红阳.
人际传播的基础
2020年疫情伊始，我科发生医护人员集体感染，成为判定新型冠状病人传人的依据。
我1983年进入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2005年担任科主任，在协和医院工作已近40年。
早在2019年12月下旬，人们就听说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第一个发病的人似乎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因此华南海鲜市场被关闭。有人说这可能与吃蝙蝠有关。幸运的是，政府宣布未发现人传人现象。虽然病原体尚不清楚，但如果不是传染病也没关系。
2020年元旦伊始，就有一些不祥之兆。首先，两个孙子相继发烧、咳嗽，幼儿园提前放学。随后社会上就传出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就是非典。许多医生和护士也看到感冒发烧的病人突然增多，纷纷把孩子送到了农村。
临近春节，医院里的气氛变得紧张。科室出现感冒症状、发烧症状的护士日益增多，已有20余人请病假，无法正常上班。对此，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时我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感觉发烧病人太多了，要排很长的队。但这个季节也恰好是往年的流感季节。不清楚是流感还是肺炎，也不知道怎么治疗。
我试图护送高烧不退、症状严重的医护人员进病房住院，但这并不容易。尽管当时尚未证实人传人，但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脸色苍白，一提到病就想到死亡。
1月18日，所有出现肺炎症状的医务人员均接受了核酸检测。下午，接到电话，科室有10名护士确诊新冠肺炎。
当我接到电话时我惊呆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是COVID-19。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进行核酸检测。听说核酸呈阳性。当时我就想这10名被感染的护士是否有生命危险，是否会失去生命。我非常震惊。我无法控制自己，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哭了出来。
我们科室是国内第一个报告医护人员群体感染的，但并不是第一个报告医护人员感染的。最早的应该是同济医院等几家医院，结果只有一个医生生病了。
科室集体感染，绝对是一件坏事。当时我感受到的最大的压力就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没做好，会导致感染。当时也有医生质疑，武汉协和这么有名的医院怎么会一下子感染这么多医护人员呢？
我们多次自查，发现患者的管理是按照医疗常规进行的，没有任何疏漏。题始于一名70岁的男性患者。患者于12月25日入院，除心脏检查外，其他检查均正常。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术后第三天，他出现发烧症状。11日，肺部CT显示毛玻璃样改变。由于没有核酸检测试剂盒，一直无法转入传染病科隔离病房。此后，照顾他的护士陆续出现发烧、肺炎症状。
我们觉得不对劲，就把同一个病房的其他病人全部转移了，腾出这个病房进行隔离，并在门上贴了一个警示牌，表明这个病人至少有传染他人的风险。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这么做了。
当时，手术本身有感染防控措施，但用于普通感染的防控措施显然无法预防新型冠状病，也无法预防人际传播。
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了新型冠状病人传人的情况。视频截图
当时的概念是，COVID-19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怎么现在突然传给人了？我们很快就调查结果写了报告，向上级汇报。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提及我科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公布人传人情况，确定为呼吸系统传染病。1月23日，武汉“封城”。
“封城”后的坚守
听到“封城”的消息后，我觉得有必要。由于我们科室感染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及时阻断传染源。
当然，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大事件，因为这似乎是中国第一次“封城”，所以我觉得情况很严重。
封城第二天是除夕夜，我一个人在家度过，因为我是密切接触者，症状也很明显。我的家人住在另一个地方。妻子准备了一顿团圆饭，让儿子儿媳给我送来。
由于新型冠状病疫情的肆虐，很多医护人员无法与家人一起吃团圆饭。那天，寒风呼啸，夹杂着雨夹雪。我去医院看望值班同志。我看到很多家庭成员来送团圆饭，有的还带着孩子。同事们挥手叫他们快点回家，但他们还站在那儿。在那里，抬头看着大楼，透过窗户互相对望，看着亲戚们吃完团圆饭。楼内的同事和楼外的家属互相说着关心和关心的话语，不时擦着眼角的泪水。我站在家人团里，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感觉那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天空总是阴沉的乌云笼罩着。
春节前，我们科室还有接近150名患者。春节到了，医生和护士都经历了人员大幅减少。不仅大家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心理阴影也加大这么多人被感染，明天、后天谁会被感染？
面对这次危机，我和其他部门负责人商量成立了六个临时工作组。短期有效的领导工作消除了恐惧和抑郁。稳定军心后我发现，疫情期间，除了收治新型冠状病肺炎患者外，还有不少脑血管疾病特别是重症颅脑疾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失去了生命。我向新华社编辑报道，如果忽视脑血管疾病，只关注COVID-19，那么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COVID-19。
我不知道是新华社编辑的作用还是政府本身意识到了这个题。十天后，湖北省防疫指挥部指定我科为武汉市疫情期间救治脑卒中、重症颅脑病患者的定点科室。
我们是武汉市唯一的指定部门。当时，危重病人被送到我们这里来。仅2月份，我们就进行了近50例危重手术。
我们还成功救治了援鄂医疗队队员，其中包括一名动脉破裂、脑出血的海南队队员，手术成功，挽救了生命。还有一名来自广西的队员突然死亡。当时我们救了她，但她的病情加重，最终在广西去世。整个疫情期间，援鄂医疗队无一人感染，武汉无一人重病死亡。
疫情期间，这些严重脑血管急症患者的救治非常复杂、困难，手术难度很大。我们平时的操作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另外，我们还要穿闷热的防护服，戴口罩，无菌操作。我们还要戴三层手套，手指基本没有触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手术变得困难。
神经外科手术通常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穿上防护服，至少做七八个小时。不能上厕所，出汗了也不能换衣服。平时护士都会帮我擦额头上的汗。尽管我穿着防护服，汗水还是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来，滴进了我的眼睛里。辣得我眼睛疼，动不了。
当时我们想阻止COVID-19患者进入病房，但急诊患者进来了，病情非常紧急。不到8个小时，核酸结果就出来了。紧急情况下，如果核酸结果看不到，就必须接受手术。为了接收这样的病人，病房必须按照科学方法重新规划和布局，最大程度地病的传播。比如沿线交通必须是闭环的；病房的设计必须确保患者在病房内走最短路径，并且不与他人接触；必须设立缓冲区、污染区、清洁区等，并随着疫情的发展不断摸索优化方案。
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
我们还与传染病科、传染病控制室医务室共同修订方案，编写了《我国神经外科新型冠状病防控指南及共识》，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和国外。反响非常好，很多国家的医生发来邮件询具体细节。解释，包括佩戴什么护目镜，如何防止手术过程中的污染等。
作为第一个开展病区划分的部门，我们将经验传播到全国和世界。
该部门已分为病房。
2020年1月20日起，我科派出医生和护士奔赴抗疫一线，包括医院隔离病房、发热门诊、急诊科、方舱医院、西院定点医院、省定点医院等。肿中心，治疗COVID-19病例，其中很多故事都非常感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经历着疫情期间病的无情。
例如，当父亲带着孩子做手术时，由于孩子哭闹，口罩被弄湿了，所以父亲把自己的口罩给了孩子。医护人员他该怎么办，他说孩子很重要。当时口罩不多，医护人员给了他纱布，让他捂住嘴和脸赶紧离开。
武汉有一些农民工无法返回家乡。他们花光了，吃住都困难，在医院里徘徊。我们医护人员带了面包、牛奶等东西给他们吃，并向政府汇报了情况。政府在急诊室旁边搭建了帐篷，为这些人提供食物和住宿。
还有一位婆婆，明知这种病是传染病，但她还是想和丈夫待在一起。无论医护人员如何劝说，她都不肯离开。她说她一定要留在丈夫身边，不能让他一个人走。
感染、治愈和隔离
一开始，大家确实很恐慌。一位援鄂医疗队员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据我了解，当时确实有一些医护人员写了遗嘱。还没有被感染的人都有这种恐惧，更不用说已经被感染的人了。但我们被感染的护士太棒了。即使他们身患重病住院、有白肺的时候，仍然有战胜病魔的乐观精神，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被感染但仍然乐观的医生和护士。
神经外科共有15名医护人员因感染入院，首批10名，后续新增5名。像我一样确诊但在家隔离的人大概有六七人。
我们科室是疫情初期医护人员感染最多的科室，但由于防控措施及时，最终成为感染相对较少的科室。
疫情初期，我院是武汉市医护人员感染第二多的医院。“封城”结束时，根据字节跳动基金的公告，感染人数是在武汉市第二医院，也就是李文亮工作的医院。当时我们医院已经不在前13名医院之列了，这说明我们积极的防控措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科被感染入院的15名医护人员最终全部康复，基本没有留下明显后遗症。各位同志均已返回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奇迹。
而且，医院没有一个员工死亡，这确实是一个奇迹。2月份是武汉疫情最高峰，当时有数十名医生死亡。当月死亡的医生最多。
当时，COVID-19患者、特别是医务人员的出院，向国家和世界表明了COVID-19是可以被打败的。在围绕疫情初期的悲观情绪中，这无异于消除误会。
我是二月底确诊的。早在那10名护士确诊的时候，我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而且咳嗽得很厉害。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剧烈的咳嗽，仿佛心肺都被咳出来了。但服药后，症状逐渐好转。
但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能休息。2月份，该科室申请成为湖北省收治颅脑病危重症患者定点医院后，工作变得非常繁忙和繁重。也许我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我连续几个晚上熬夜抢救危重病人，但身体却受不了。我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咳嗽，呼吸困难。CT扫描显示肺炎，抗原和抗体检测也呈阳性。
我们医院有一个COVID-19专家组，两位组长都诊断我为确诊病例并将我收治入院。但我没有发高烧，肺炎的面积也不是很大。我说症状不太严重，要求在家隔离。
我的父母都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从小就被教育，做人要有责任心，危难时刻要能挺身而出。看到科室里的情况，我当时也不能休息。如果部门主管去休息了，谁来安排工作？
2019年底，我被诊断出患有膀胱。我原本打算做手术，但是疫情期间没有做。此后工作一直很忙，直到2022年肿出现增长趋势，才做了手术。一般来说，症推迟三年后，可能会恶化，但可能是因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天啊
今天关于一位武汉医生的疫情三年曾谈新冠色变，科室最早出现群体感染，三年后再遇重症高峰，感觉已没那么令人恐惧和医师个人防控疫情现实表现相关的详细内容就讲到这儿了，希望本篇文章能对诸位网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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